正是由于中国法官遴选的条件和法官的职业环境决定了遴选出的是精于法律而疏于事实判断、社会经验的法官，他们不具备对中国社会生活经验的了解，也缺乏对中国世俗人情与人性的洞察，因此更有可能作出照本宣科的裁判。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既强调了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又对建设现代化新西藏进行了总体布局。利长远，就是坚持着眼于未来、增强法治的前瞻性，以法治的方式维护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确保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法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重点强调。没有法治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西藏现代化，当前正在全面推进的西藏现代化必然是包含法治现代化的现代化。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完善依法治藏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西藏法治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从实践层面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要求。

厉行法治既是治藏方略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新时代治藏方略实施的关键点，[3]必须长期坚持。全面推进西藏现代化建设任务繁重艰巨，必须全力以赴，以高昂的斗志迎难而上。（三）学位授予权的复议、诉讼监督《学位条例》未明确学位争议的救济，征求意见稿第34条针对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以及撤销学位设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渠道。

学位评定委员会行使学位授予权应排除学术评价，限定于形式审查（如材料是否齐全、学分等是否满足要求）与程序（如同行评审程序、答辩程序）审查。[18]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71行终1815号。征求意见稿仅要求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必须有外单位的同行专家参加，建议对硕士学位答辩作出同样的要求。基于体系解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规定的学生申诉范围应当限定于该法第五章的纪律处分。

[23]如《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8、13条限定论文评阅专家的数量为1-2名，忽视了单向度学术评价由于见解不同、熟悉程度不足、主观喜恶等带有的局限性，僵化的数量限制无疑会消解同行评议所欲发挥的专业社群自治功能。 注释:[1]参见周光礼：《论学位授予学位的法律性质》，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年第3期，第58页。

未来《学位法》应当将学位授予权作为具有自主性的特殊公权力对待，实现从国家学位到大学学位的根本转变。《学位法》更多地通过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来限制学位授予权，同样有利于为学位授予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与指引。此外，《教育法》第82条规定：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撤销下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不同，学位主管机关虽依法享有学位工作的管理权，但主要为质量评估、政策引导、学位授予资格的审核与撤销。

征求意见稿试图针对以往学位授予程序的争议，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纠纷案反映的投票问题、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决定案反映的撤销学位程序问题，围绕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投票规则、撤销学位程序规则进行了完善。另一方面，学位授予权在内部配置上应当维持必要制约。[24]此外，一些经典的行政权约束机制也不适用于学位授予过程中的行为，如同行评阅不适用听取陈述与申辩、听证程序。对答辩委员会不授予学位的决议不服提起的申诉，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处理。

[29]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与学位评定委员会在组成的学科相关性、审查对象以及合议机制上皆存在明显差异，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内部的阶层关系。学位授予权的规范密度过高，当然会影响自主办学的空间。

实践中，学位申请人可能基于受害者地位而提出各种权利诉求，例如，根据《宪法》第46条规定主张学位授予权来源于作为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或根据《教育法》43条规定与《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主张学位获得权，[14]或以学生受教育权受到影响为由主张学位授予的条件及标准都需要严格的法律授权[15]。建议修改征求意见稿第4条的表述，并明确学位授予单位依法行使学位授予权。

由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不宜展开学术判断的实质性审查，为实质性化解学位争议，赞同征求意见稿将学位申诉处理决定前置的规定。其一，学位授予权行使体现的是高校与学位申请人之间的关系，而高校自主权反映的是高校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主张高校在授予学位上享有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其三，高校自主权中自主的含义模糊，也不能清晰地界定学位授予权的边界。（一）明确学位授予各环节行为的法律效果从实践来看，学位授予各行为的法律属性存有争议。其二，高校自主权说混淆了公权力的法律属性与公权力的边界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为避免《教育法》第82条的适用带来争议，建议《学位法》的出台明确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学位授予单位已经作出的学位授予决定。

主张学位授予过程中的行为属于学术自治行为的观点较为普遍，典型的观点主张同行评审等行为是高等学校基于办学自主权，自主开展的教学活动行为，属于高校学术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国家立法对学位授予权的行使设定基本框架，也为高校行使学位授予权留下相对独立的自主空间。

三、学位授予权的内部构造及其配置与学位授予权的外部构造不同，学位授予权的内部构造涉及学位授予权行使的各环节行为及其关系。[2]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沪二中行终字第274号。

在司法实践中，有判例直接以国务院授权为由认定高校具有决定是否授予上诉人学士学位的法定职权[2]，是代为履行国家行政职权[3]。结语《学位条例》的修订既是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教育领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29]参见《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西政委发〔2016〕12号）、《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语系分委员会工作章程（试行）》。征求意见稿有8处提及学位授予权，但除了第9条对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的规定以外，其余7处皆混淆了学位授予资格与学位授予权。内部关系的行政阶层化还容易产生备受诟病的外行评价内行现象，[30]甚至因为后端环节承担着最后把关义务，使得学位授予的前端环节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21]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98页。

同行评阅与答辩的审查对象是学位论文，审查主体具有较强的学科相关性，且答辩一般公开举行，实行绝对多数决。教育部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将学位授权审核事项列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相较于宪法层面的受教育权，公正获得学位权利的保护无需要求严格的法律保留。学位授予权的行使享有自主性，并不能否认学位授予权属于公权力。

[39]实践中，高校一般规定由学位评定委员会来处理学位争议的申诉，且将申诉范围限于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的决议或决定。《学位条例》第10条赋予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决议的批准权，与高校教育规模的扩张与学科的多样性存在冲突，学位评定委员会也难以履行全面且实质的审查职责，且造成权限与责任不匹配，导致学位授予前端环节规避风险。

学位授予权行使的正当程序蕴含特别要求，包括学术评价的学科相关性、专业社群的参与、公正的论文评阅机制与合议制。学位授予权与高校自主权两个概念并不处于同一关系维度。[42]我国法院在学位授予案件中形成了消极的合法性约束（即不抵触上位法要求）与正当行政程序审查模式，以学术自治的名义对学位授予权行使予以尊重。从功能适当的角度考察，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不满足学术专业性要求，也未明确实行合议制，不足以承担学位争议解决的功能。

[8]（二）学位授予权不属于高校自主权与国家行政权说针锋相对的是高校自主权说，主张学位授予权属于办学自主权的子权利，其法律属性实质是学术自由权。也许基于上述理由，有的高校仅规定相关学术成果可以作为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要参考[20]。

主要包括：不再详细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委员会的组成（之前还需要报主管部门备案甚至批准）、设立程序、任期、职责分工等，而是授予学位授予单位确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冀行申747号。

（一）明确学位授予权的双重内涵确定学位授予权的权力范围，大抵可从受影响的个人权益与高校自主权两个维度展开。[26]上述争议也反映了学位授予权的内部配置是分权配置还是集中配置的分歧。